Page 64 - 法医报告：死亡教会我们什么

现在面对她急速恶化的身体状况，我觉得她大概不希望我去揣测

她希望我做或不做什么。她没有表露出任何希望接受医疗干预来延缓

状况恶化的意愿，也不曾要求我帮助延长她的生命。我的母亲似乎已
认可了她的大限将要到来，已安心于此，没有惋惜，也不抱什么不切

实际的希望。我的直觉是她一如往常那样让我来做决策，这次是决定

她余下的生命。父亲和姐姐如释重负，他们都不愿担起这个责任。我

尽量承担起来，安排她走向死亡和死后的事情，以及必要的仪式。我
自觉自愿地做这些事，虽然内心沉重，但也很骄傲，这是一个心存感

激的女儿在此世能为她亲切慈爱的母亲做的最后一件事。

我清楚地记得，我坚决地对家庭医生说不想让母亲接受抢救或以
输液维生时，他露出如释重负的表情。我也不愿为她登记等待器官移

植。这些都是住院医师因职责所系为家属提供最后一线希望而提出的

维生概念，虽然其实双方都知道，这些做法并没有实际的作用，这些

手段能起到的效果只是拉长母亲死去的过程。而使用一个健康的器
官，那本可让一个更年轻的人获得极大益处，我和母亲都觉得太过

分。这件事我能确定，因为母亲以前说过这个观点，认为如今在器官

供应短缺的情况下，为老年人移植是一种浪费。

在她去世前，我终于将她带回她自己的床上过了一晚，这事却耗

了她极大的力气，也让她极为忧虑。她害怕自己插了导尿管，需要人

帮助她处理。我记得我曾问她，要是角色调转，是我需要帮助，她是
否会为我做这事。她愤怒地回答了这个问题：她当然会做了。于是她

只能让步，纵然不情愿，也只好承认有些时候父母和孩子的角色得调

换。第二天我带母亲回医院时，情况很明显，她不可能再回到家了。

只有医院能给她提供那时所需的缓和照护，或者也许是我们的医疗体
系文化让我确信这一事实。不管怎样，我让医疗介入了她的死，让医

生和护士对她进行一系列治疗：对于母亲来说，任何人进行如此贴身

的操作都会让她觉得厌恶，更别说是陌生的医护人员了。